攝影:梁寒衣
我只是在階梯上的一小步,爬得很辛苦,而他人卻訝於我的前衛和勇敢,讓我覺得這是讀者、文評家、與整個文壇的怠惰。
以絕望的血書畫成桃花
──訪小說家梁寒衣
編者按:本文原刊於1992年12月/當代青年雜誌
在哲學思考上,她像一尊獅身人面獸,不斷地探索人的定位與人性的極限;在文學創作上,她像一位女神黛芙妮,不停地逼問女性藝術家所急迫面臨的問題。
文:黃美也
建立自我的創作觀
首先,請談談妳的成長背景,大學外文系四年的訓練過程,對妳畢業後從事文學創作有何啟發?
答:在我小小年紀時,眼裏所看到的是大人打小孩;耳朵所聽到的是人們互相攻訐,我不相信人的生命只是眼前框架裏反覆循環的東西,然而卻又無法在現實的框架中,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,於是我開始從書籍裏尋找,養成了平常閱讀的習慣,珍惜所有身邊的文字。
當時父母並不會刻意替小孩買書,我只好從叔叔、哥哥的書架上尋找,也因此常閱讀到一些超齡的書籍,如叔本華、尼采……等書架上的任何一本書,都有可能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鑰匙。
就藝術而言,必須是一絕對的開放空間或中立空間,它不應是台灣的習慣性的、二元性的生活方式,例:在台灣我們常強調要反應社會、落實在生活裏,但這種寫實主義只是折射外在現實。
而我比較承認藝術是本身創作、挖掘、提鍊出的成果。
人的內在非常豐富,包括了抽象的思慮,對時間、空間的考慮,以及對死亡、愛情、痛苦、恐懼、夢想等潛意識中人的心靈層次的思維,就像挖礦一樣。
因此,身為外文系,最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文學。
外文系主要的課程,不外是希臘悲劇、英美文學等。
在學習過程中,可以發現西方的詩人、小說家、散文家,均有其一套發展的創作理論,在這方面中國的創作者較為缺乏。
主要原因是西方在整個理論架構、整個流派建立,以及創作者作品的脈絡上都較我國完整。
因此大學四年,我完全浸淫在西方文學的世界裏。
大學畢業後,我也曾希望把這種西方的型式與中國的體質溶合在一起,創造出自己的型式,卻又不脫離中國或台灣的本質,就像川端康成的作品一般。
然而在台灣,當創作者要跨出一步時,創作的原動力卻因舊勢力而相互抵銷,例如:當我在閱讀很多真正覺得感動而偉大的作品時,很明瞭自己的爆破力非常有限,我清楚地透視到,我只是在階梯上的一小步,爬得很辛苦,而他人卻訝於我的前衛和勇敢,讓我覺得這是讀者、文評家、與整個文壇的怠惰。
「當對西方的表現主義、象徵主義、魔幻寫實一無所知時,就會覺得這個技法很新」,我想這一定在素養上或學習力不夠,甚至很可能變成盲目的西化,造成在接受時缺乏批判。
任何人文的東西必有其盲點,若要複製,也得要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角度,否則所創造出的內容,僅是換湯不換藥的手法。
攝影:梁寒衣
徒有理念而無實質的行動、實踐能力,則此理念定然是虛假的。
心靈比肉體的創傷更嚴重
妳曾經去過高棉孤軍難民營,請妳談談當時的動機與後來的感想。
答:台大外文系畢業後,原本計劃赴美深造,無意間閱讀到有關越南、高棉萬人塚的資料,以及他們被赤化的情形,立刻為之動容,覺得這一生中,一定要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。
這或許是知識份子的一種情操吧!我覺得徒有理念而無實質的行動、實踐能力,那種理念一定是虛假的,在大學四年中,我們雖感動於哲人的情操,但怎麼付諸實踐?怎麼看待自己?而此時正是良好時機。
再加上當時報導文學如雨後春筍,因此想體驗一下實質的生命經驗,再將它報導出來,於是帶著我的筆記本和相機從容赴「高」。
高棉難民所歷經的萬人塚的屠戮,以及扁擔山事件,是一場時代悲劇:高棉難民由於無法忍受公產黨的控制,紛紛集結在泰國邊界,然而泰國本身經濟蕭條,大量的難民宛如大軍壓境,對泰國實是一項威脅。
因不堪其擾,泰軍於是欺騙難民要將其移往內地,大量難民爭先恐後地上了卡車,被載到一座稱作「扁擔山」的地方,下面是地雷,上面是泰軍的掃射,形成一座萬人塚。
在扁擔山踩著地雷劫後餘生的難民,最後仍不畏艱難、千方百計地再回到泰國邊境,此情此景不難想像共產主義是何等的非人生活。
在難民營裏,一切物資管制嚴格,蓄意迫使一些難民受不了而自動回到高棉,因此,在難民營中常會聽到許多難民的生離死別。難民營中泰半是苦力階級;與政治犯、知識份子同, 知識份子為自己的理念而犧牲、受迫害,但這些勞苦大眾,其實對生活的需求是非常簡單的,然而卻成為人類歷史洪流下的螻蟻。
當人們不斷地拿著筆、不斷地聽故事時,會變得有智慧;卻也變得更悲傷,甚至強迫性地思想一些東西。
回國之後,準備將這些難民做一記錄,後來對照台灣整個的現實環境後,發覺高棉淪陷問題不只是歸咎於歷史或政治的實體,事實上,意識型態與心靈的淪陷可能來得更嚴重。
我很讚同魯迅的見解,早其他想當一名醫生,後來在「日軍南京大屠殺」的幻燈片中,看到一般人只是對影片中的鏡頭嘖嘖稱奇,毫無悲天憫人的情感,而覺悟到醫好這樣的人,也只是醫好一堆無頭蒼蠅,他認為心靈的創傷比外在肉體的傷害更為嚴重,於是轉而從事文學創作。
因此,我想在當一個「社會服務者」和「從事心靈工作」之中選擇一個,基本上,是魯迅的解決方式。
以寓言、童話批判現實
妳的作品中常以寓言或童話的型式來表達,妳是以何種心情來詮釋它?
答:一個兒童最早接觸的書籍,就是童話、神話,而我對童話、寓言一向有偏好,因此一直很好奇所謂「童話、寓言」的型式,到底能延展至何種程度?
它可否負載更深的主題、更深的內涵?它可否涵蓋所有生命現象,以及對文化的批判?
例如:鹿橋的「人子」,屬於寓言童話型式,外行人只能解讀到表象的故事,內行人就可體驗到故事中同體大悲的佛家精神。
又如:俄國盲人愛羅先珂的作品,也是以童話型式來批判現實,歌頌生命的超越。
其中一篇「人馬」童話,就是批判中國的苦力,將他們比喻成老舊的駱駝族,活在被壓迫的困境中而急力掙扎。
後來我才知道,在俄國的文壇一向具有這種傳統,愛羅先珂只是一個小點。
俄國有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家,包括托爾斯泰等,都著手寫過童話。
攝影:梁寒衣
從悲觀中衍伸幽默
妳的作品中時常表現出「黑色幽默」,可否談談妳對「黑色幽默」的看法。
答:要了解「黑色幽默」。不妨先看看伍迪艾倫和卓別林的作品。
很多人一聽到他們倆,都會不禁會心一笑,但是我一直以為他們的作品中所呈現的深層意義,是憂鬱與悲涼,所謂的「幽默」其實本身都是屬於憂鬱的。
黑色幽默作家通常內在都是憂鬱的,但是他本身不能永遠面對自己的絕望,當絕望到足以令人「吐血」時,不妨將鮮血書成一幅桃花扇,讓自己笑一笑。
因此,我的理論一直是「從悲觀中衍伸出幽默」。
逼視人性的最底層
身為一個文學家,必會思考到人性墮落的一面,在妳的作品中,也非常強調人性的可能性,例如:獅身人面獸剛好可以代表人的自覺,妳是如何定位「人」?
答:人性就像一座礦山,分為很多的層次,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地層和地心,這種好奇和解剖,一直是我的創作中想嘗試釐清的,在了解人類這些洶湧的慾望、恐懼、墮落和喪失的可能性之前,一定要先逼視自己的內在,才有可能超越。
人們一直美化人性,一再包裝,並不見得這個事實就不存在,生命的超越一定是逼視到人性的極限,而找到超脫的可能性,但最起碼一定要誠實、真摯、有內省力,如「獅身人面獸」般,一定要對自己提出問題。想成為怎樣的人決定在於自己。
攝影:梁寒衣
真正的先驅,一如既往。
伏流也可能蛻變為主流
請談談身為女性藝術家妳有何自覺,就如同妳作品中的「戴芙妮」,妳可能知道在人世間必須割捨掉一些頗值得珍惜的東西。
答: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時,即面臨了一些迫切的問題:
一、如何從一無所有中,建立起自己的風格、型式?
二、生活上的壓力與父母的期許。
三、如何打破社會女性作者「只能在愛情、婚姻與兩性關係中打轉」的看法,
而與男性一較長短?
在如此打壓的空間下,一般人必沒有耐性,可是創作者必須靠堅強毅力掙扎、跨越過去。
剛開始的創作壓力,讓我和我的家人幾乎演變到六親不認的地步,這種分裂一直是存在的,直到出了第一本書,拿到文學獎之後,才有了些許的改善,至少交待了這幾年他們對我所感受到的空白。
開始創作時,也常因他人的不了解而困惑,想急力尋找淺白易懂的文字,直到看了大陸作家吳克先生所言:「真正的先驅,一如既往」後,才領略到一個作家在成為主流之前,可能都是地底下的伏流,被嗤之以鼻的,必須忍耐在地層底下的命運,不斷開拓和挖掘,不斷締造成績,有朝一日,地底的伏流亦有潛力會變成主流。